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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农业发展三大模式:行政、放任与合作的利与弊


总体来说,改革时期三大农村发展模式的关键弱点在于,国家政策要么被困于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过度放任的模式,要么被困于一个计划经济型的过度依赖行政的模式。两者是主宰国家在农业发展进路问题上的两大基本意识形态。在决策过程之中,两种意见只能在极少的几点上达成共识,其中之一是认为唯有规模化的生产才可能是现代化的生产,体现于(资本主义的)龙头企业、大户,或大“家庭农场”,并没有考虑到新、旧农业中的小生产者的创新和贡献,也没有正视新农业革命的这个基本实际。国家主要积极支持了大规模的生产者,完全忽视了小生产者——亦即近三十多年来的新农业革命的实际主体。(黄宗智,2016;亦见黄宗智,2014b;黄宗智,2010)

  国家之所以迟迟没有认识到新的“隐性”农业革命的实际性质是有多重的原因。一是长期以来的思维习惯。把粮食生产等同于农业的最大和最主要部分是个不容易改的习惯。二是由于长期的灾荒与饥饿的历史经验,国家特别关注粮食安全问题,这也是个根深蒂固的习惯。把规模经济效益认作铁定的经济规律也是如此,因为它既是新自由主义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维习惯。国家没有真正理解到的是,在中国“人多地少”资源禀赋的基本国情下(区别于西方,尤其是“新大陆”的美国的相对地多人少),小规模农业长期延续是必然的给定条件(不然,会导致大规模的失业),因此,需要不同于西方的制度来协助小农户应对越来越庞大,整合的全球化大市场。由于诸如以上的原因,许多决策者并没有认识到中国由小农户所推动的“隐性农业革命”。(黄宗智,2016;亦见黄宗智,2014b;黄宗智,2010)

  统计数据长期以来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认识上的障碍。多年来,统计数据都以产量而不是以市场化后的产值为主。同时,许多人仍然把农业看作只是“小农业”(种植业)。养殖业则被置于“牧”业的统计指标之下,使人联想到草原上的放牧,而忽视了种养结合的小农户。“渔”业则使人们主要联想到江、湖、海的捕鱼业,而忽视了小农户的鱼塘养殖。此外,蔬菜方面的数据充满了误导性,因为近年来的变化其实多来自种植更高比例的高档、高值叶菜类蔬菜,越来越少的低值根菜类蔬菜,而现有统计数据则没有清楚地区分两者。至于新型的使用温室和拱棚的反季节蔬菜,区别于旧式的露地蔬菜,以及设施性的养殖,区别于旧式的散养一两头猪,也没有在统计上清楚区分。因此,导致对新型的农业革命的忽视。

  在更深的层面上,两大发展理论和意识形态影响强大,而它们都来自于中国不同的历史经验。两者中的新兴者是新自由主义,认为“理性”的个人,在完全自由的市场上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竞争,乃是(资本主义)经济发展的终极动力。因此在2007年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业合作社法》中采纳了美国的模式。有的论者则更追随近年来影响特大的“新制度经济学”,而认为私有财产(法)制乃是释放个人创新力的不可或缺的条件,因此一再提倡要废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要把中国的土地完全私有化。最重要的也许是,坚决认为市场机制和动力必定会导致大规模的生产实体的兴起,因此,不仅是新自由主义者也是马克思主义者,都坚决提倡聚焦于对它们的支持,无视小规模的生产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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